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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权大于法的世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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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权大于法的世系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第二篇、对腐败的关键要素“权大于法”的剖析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第三篇、浅谈中国古代权大于法的主流政治传统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第四篇、“权大于法”现实问题剖析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摘 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历经三十余载实践,又经八次重大修正,其在文明法治进程中的作用功不可没,但是如何准确理解法律,将法律条文正确地适用到案例当中,这仍然是当今法治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根据当今社会出现的各种刑事执法疑难问题及刑法在实践中的某些具体问题,用《刑法散得集(ⅱ)》中的理论观点予之剖析,厉陈刑法适用中权大于法对社会的危害,旨在说明现代法治应该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只有执法人员和社会民众共同遵守这一法律潜在规范,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的法治。

关键词:权大于法,恶法,常识、常理、常情

刑法历经三十余载实践,八次重大修正,已经基本可以应对各种犯罪现象,但是现今司法实践中权大于法的现象还一直存在,笔者通过此文分析国内重大及有影响力的案件,旨在说明现代法治应该是常识、常理、常情的文明之治,说明只有执法人员和社会民众共同遵守这一法律潜在规范,才可能实现完整意义的法治。

一、我国懂法的职业群犯罪率最高

虽然笔者在以往学习实践中似乎也感受到当今社会的法理与情理存在冲突,感觉到现实社会权大于法的状况确实存在,但究其原因却十分茫然,对于这些迷茫,笔者读了《刑法散得集(ⅱ)》后豁然开朗。作者在书中引例为证、透彻剖析,不仅提出了传统法学理论的根本缺陷在于它可以归结为恶法亦法的理论,同时指出"'恶法'亦法必然结出'权大于法'的恶果"。为说明恶法亦法必然导致权大于法,作者运用了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公布的数据,经过分析论证继而得出在恶法亦法的环境下,"我国越懂法的职业群犯罪率越高"的结论。

为了说明这个现象,笔者进一步查阅了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的数据,证明自2003年始的五年,全国各级人民检察院共批准逮捕各类刑事犯罪嫌疑人4232616人,提起公诉4692655人,比前五年分别上升20.5%和32.8%。其中包括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案件20万件,判处刑罚21万人。贪污贿赂、渎职侵权犯罪属公务人员犯罪,是典型的懂法职业群犯罪,2007年这个职业群有罪判决数较之2003年提高了29.9%。这些上升的比率和数字着实令人触目惊心,也恰恰证明了著作中的观点,传统法学存在缺陷以及传统法学教育存在弊端,亦说明当今社会的法治危机,更提醒法学学子要为抑制和废除"权大于法"的法和"谁有权,谁就是法"的法而奋斗。

以上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中公布的公务人员职业群犯罪数据仅仅是被查处者,而现实生活中还有大量未被查处者。

二、执法司法机关该如何行使国家公权力

笔者根据上述观点,想引用一起案例来说明实践中权大于法的问题。某电视节目曝光的上访案,某高校教师32岁的女博士许某借某电视台征婚节目向社会哭诉,要带着残疾哥哥出嫁。许某哭诉其哥哥被犯罪分子抢劫致残,生活不能自理已经十一年,该犯罪分子与其住同一个大院,犯下罪行却没有受到应有惩罚。十一年来许某全家一直在为哥哥申诉,希望讨回公道。据许某在互联网上公布的信息表明,因为上访申诉,其曾为公务员的父亲被迫提前退休;因为上访申诉,许家成为某省上访钉子户,多次被公安机关"强制和谐"。如果许某的哭诉及在互联网上公布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不难得知,这是一起典型的特权庇护犯罪不受惩罚的案件,也正是著作中指出的当今社会司法实践中"权大于法"使然。

人们都知道具有刑事执法权的公安机关,其基本职责是侦查犯罪抓捕罪犯,保护公民人身和财产权益,而该案的公安机关却本末倒置,不仅不查处犯罪反而利用手中职权阻止被害人亲属上访。该公安机关这种有法不依的行为本应受到监督机关的制约,但根据许某上访材料显示,许家曾多次向检察机关提出控告,结果都石沉大海。最终该检察机关给有关方面的答复是:此案无论是抢劫致人重伤还是伤害致人重伤,均应由公安机关管辖,只有职务犯罪

才由检察机关自侦立案。该检察机关的这种解释看似理由充分、依法办事,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65条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对执行机关执行刑罚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如果发现有违法的情况,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

清末法学家沈家本说过:"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诉讼程序不备,即良民亦罹其害。"①略懂法律的人都知道该案具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拒不履行职责理应受到检察机关的追究,但遗憾的是检察机关放弃法律监督机关的职权与职责,放弃法律监督机关的崇高与神圣,放弃公平与正义,放弃威严与尊严,违背常识、常理、常情,违背实现正义这一法律终极目标,使法律赋予的制约监督权成为一纸空文。正是因为法律监督机关对法律执行机关渎职行为不制裁,才迫使这位女博士只能借助电视征婚的机会向社会哭诉冤情。一个现代社会的女博士上访维权其结局竟然还比不上封建时代的小白菜和窦娥,这难道不是对法律的蔑视,不是对正义的亵渎,不是现代文明法治的悲哀吗?这宗迫不得己利用电视节目哭诉冤情而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的案件揭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这就是当今司法执法活动中普遍存在的"权大于法"的现象,也正是谁有权谁就是法的真实写照。

三、为何无法完全遏制权大于法

著作中有这么一个深刻的案例:一位村干部为了家乡村民脱贫致富而修路,由于资金匮乏只得向全村村民募集一万多元制造开山炸药,过程中没有发生伤亡事故,也没有造成损害结果,最后路修通了,然而这位造福于村民的村干部却被判处十年有期徒刑,罪名是非法制造爆炸物。这个案件让人震惊之处就在于,一个造福社会的正直善良之人最终被法律判定为罪人并要承受十年牢狱之灾。

正是这份震惊与无奈让笔者想到某市某大型娱乐场重大责任事故案。该大型娱乐场娱乐设施"太空迷舱"因设计瑕疵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太空迷舱"由某装备部工程设计总院设计,再由其委托下属单位施工,后经某特检院验收合格投入使用,实际使用不到一年,就因支撑该设施的中导柱螺丝断裂,太空舱瞬间倾覆落地,造成事故。此后经过近两年的立案、侦查、审理,查明某装备部工程设计总院没有设计建造大型娱乐设施的资质;某特检院在验收时没有对设施进行全面检测。 尽管上述事实已经查明,但判决结果仅追究了八名设施管理和维护人员重大责任事故罪,真正导致六人死亡,十人受伤的罪魁祸首却游离法律制裁之外。针对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不禁要问:政府审批机关对于该项目的审批凭何做出?一个没有设计建造资质的单位怎能获得设计许可,又怎能获得建造许可?政府质检机关、项目验收机关对没有资质的建造者建造的工程为何不进行全面检测,不进行严格审查就作出合格的验收决定?

根据审理查明的事实,笔者认为本案事故主要原因是设计瑕疵,是监管者未履行监管职责。事故责任人是设计者、审批者、监管者。理应科以重刑却未被追究,理应科以轻刑却遭受重罚,该案判决结果印证了"谁有权谁(的理解)就是法"的观点。现实司法实践中立法机关颁布法律后,司法机关根据自己的理解作出司法解释并应用于审判,罪与非罪、罪轻罪重完全由司法机关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去认定,这难道不是最普遍的"谁有权,谁的理解就是法"吗?那么,如果依据"谁有权谁(的理解)就是法"所制定的法很可能就是恶法。

刑事古典学派创始人贝卡利亚就曾指出"犯罪对公共利益的危害越大,促使人们犯罪的力量越强,制止人们犯罪的手段就应该越强有力。这就需要刑罚与犯罪相对称。"②笔者认真查阅刑法典,在第134条重大责任事故罪中也没有找到追究政府审批机关和监管机关责任的治罪条款。在第397条虽找到了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和玩忽职守的治罪依据,但具体到本案的审批机关和监管机关是否滥用职权、是否玩忽职守却难以界定。正是因为法律对政府审批和监管行为的制约条款不明确,才滋长出权力滥用这颗社会毒瘤;正是因为法律对政府审批中违法行为制裁措施不明确,才让权力滥用这种菌毒泛滥成灾;正是因为法律对政府监管中违法行为惩罚措施不明确,才使权力滥用权大于法毒害社会无法遏制。

四、三常理论的实践运用

上述几个案例分析下来,遏制权大于法的使命感在笔者心中犹然升起,建立文明法治的社会必须遏制权大于法,而遏制权大于法必须使传统恶法理论消亡。著作中那些超伦的著述,不仅对当今社会法学理论研究做出重大贡献,而且敲开了民众文明法治观念的大门,唤起了民众依照文明法治观念维权和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意识。了解案件背景、认识案件真相、要求公开案件审判结果已成为被唤醒民众文明法治观念趋于成熟的标志。不得不说,著作中的文明法治观念让任何一个阅读过的人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境界,尤其是其中提到的"现代法治只能是常识、常理、常情之治","只有以常识、常理、常情作为我们制定、理解、适用法律的基础,我们的法才可能发挥其应有的功能","现代法治既要司法独立,更要法律人民性"③。这一系列经典论断正是学者们推崇的"三常"理论。

三常理论睿智何在,三常理论何以造福苍黎,这里有一典型案例可供分析。几年前的"药家鑫案"众所周知,被告人药家鑫驾车撞伤路人后不仅不施救,反而下车用尖刀连捅被害人八刀致其死亡,其杀人理由居然是"永绝后患"。药家鑫出生于军人家庭,案发时是在校大学生,理应具有杀人偿命常识。药家鑫为何在交通肇事后杀人灭口,据媒体公开的信息显示其心理状态是"自己出事,家人会摆平"。这种心理集中反映了当今社会相当一部分犯罪者的心理。药家鑫最终被执行死刑,法律公正得以捍卫,其"谁有权谁就是法"的"摆平"愿望没有实现,究其缘由是因一位智者的出现,这个人就是陕西律师张显。

通过媒体我们得知该案被害人家属的代理律师张显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首先,张显利用网络等媒介发动群众,利用民众"同情弱者"的常情来争取社会舆论的支持,利用民众普遍知晓的"杀人者死,伤人者刑"④的常识监督本案的审判。其次,张显代表被害人家属宣布不要药家鑫父亲给予的二十万赔偿款仅要求法律公正判决。张显此举等于向全社会宣告,就此案而论金钱不能使罪恶逃脱惩罚,金钱买不到权钱交易的"摆平"。这一做法最大限度唤起民众对权大于法的深恶痛绝,唤起民众对执法不公的公开抗争。再次,张显借助媒体公布了大量有关药家鑫家庭背景的情况,药家鑫的父亲具有大校军衔,药家鑫一名大学三年级学生开雪佛兰轿车上学,药家鑫父亲在本案审判时给被害人家属二十万赔偿款遭拒绝。张显将药家鑫家庭背景大肆宣扬,使民众对权钱交易权大于法的痛恶达到极致。民情沸腾,要求公正执法的呼声遍布中华大地,正是这一系列因素最终促使法院公正判决。张显这位智者凭借民众熟知的常识、常理、常情,使法律在本案中显示出最大程度的公平与公正,撼动了谁有权谁就是法的传统观念,加速了中国现代法治的进程,从实践角度验证了著作中提到的"国家立法者必须按照民众所理解的常识、常理、常情去制定法律""国家执法者必须按照民众所理解的常识、常理、常情去执行法律"论断的正确性,同时也验证这些论断是抑制权大于法的最佳良方。探究该案,药家鑫最终被执行死刑,法律公正得以捍卫,这是庶民的胜利,是三常理论在实践中的检验,也是中国法治的胜利。

五、结论

常识、常理、常情是民众判断是非的基本标准,是构建现代法治的基本准则,是社会公认的价值观,也是实现法律人民性的根本途径。只有坚持常识、常理、常情,才能充分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只有坚持常识、常理、常情,才能有效抑制权大于法;只有坚持常识、常理、常情,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常识、常理、常情更是开启现代法治的基础理论,是保障法律人民性的基本理论,是指导社会认识权大于法危害性的重要理论,是促使法治迈向文明进步的先河之论,也是一座已经敲响并且不断唤醒民众的警世之钟,更是一颗引导现代法治的启明之星。

第五篇、保险法中有规定受益权大于债权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保险法中有规定受益权大于债权的吗

寿险受益权的保护——债权的行使不能侵犯合法受益人(非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权利

我们知道继承法的立法宗旨是公平地保护继承人和遗产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即在债务人死后,债权人对债务人的遗产有请求权。现实中许多保险纠纷案例都存在以下现象,在被保险人死亡后,其债权人在债务人的遗产不足以偿还债务时,经常要求法院对基于被继承人为被保险人订立的受益人为第三方的保险合同而取得的保险金采取保全措施并享有追索权。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就是将保险金与遗产混同。笔者在下文对二者进行了对比分析。

(一)遗产和保险金的区别

1.二者性质和包含内容不同。人身保险中的保险金是根据合同约定投保人支付保险费于保险人,当被保险人在合同期内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给付的金钱,是基于保险合同取得的权利。在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中,由于自然、生理、道德、社会等因素,人身会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譬如早亡、衰老、疾病、伤残,为了转移这些风险,人们往往通过订立保险合同的方式将这些可能发生的伤害损失转嫁给保险人,获取一定的保险金,尤其是死亡保险金它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障其遗属的生活而订立。而我国《继承法》第3条规定:“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现行遗产继承的客体为财产和各种财产利益,包括公民的合法收入、公民的房屋和生活用品、公民的林木、牲畜和家禽、公民的图书、文物等其他收藏、法律允许公民拥有的生产资料、公民知识产权中的财产权利、以及各种证券、票据等有价证券和履行标的为财务的债权等;遗产包含的范围要大于保险金。

2.二者从属的法律关系不同。保险金及相应的受益权都是基于所订立的人身保险合同。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的标的是人的寿命和身体,而人的寿命和身体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所以人身保险合同无法根据保险标的的价值确定保险金额,而是依据被保险人对保险的需求程度和投保人的缴费能力,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与条件下,与保险人协商确定;有权领取保险金的受益人也是由投保人或被保险人在合同中指定,所以人身保险金是根据人身保险合同关系调整的 。而遗产涉及的是继承法律关系,被继承人死亡引发的一系列法律关系,包括继承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共同继承人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继承人和受遗赠人之间的关系,继承人和遗产酌给请求权人之间的关系,继承人与被继承人之间的关系,就其性质而言,有物权关系,债权关系,占有关系以及知识产权关系等。

3.二者的接受人和接受时间不同。保险金是由保险合同规定的受益人领取。受益人是由被保险人或经被保险人同意投保人指定的,与被保险人不一定有亲属关系;保险金的领取是当被保险人在合同期内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时,当然死亡保险和两全保险在被保险人死亡时受益人可以领取保险金。而遗产的继承,继承人仅限于被继承人有一定亲属关系的人,按我国继承法规定,继承人,包括法定继承人和遗嘱继承人,都是和被继承人有密切关系的近亲属,无亲属关系的人只能作受遗赠人;继承开始的时间只能是被继承人死亡或被宣告死亡。

(二)遗产和保险金的联系

我国《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被保险人死亡后,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保险金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

(一)没有指定受益人的;(二)受益人先于被保险人死亡,没有其他受益人的;

(三)受益人依法丧失受益权或者放弃受益权,没有其他受益人的。可见,在上述三种情况下,保险金具有了遗产的性质,受继承法律关系调整,债权人可以针对相对债务人的遗产享有处分的权利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保险金和遗产有着明显的区别,债权人虽对被继承人(被保险人)的遗产有追索权,但在受益人非被继承人的情形下,债权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处置保险金。(同理,被保险人的继承人也不能将本属于受益人的保险金作为遗产来继承。)本文着重讨论的是与保险金和遗产相对应的权利——受益权和债权,债权为什么不能对抗受益权呢?笔者作了如下分析。

(三)债权和受益权的比较分析

1.性质比较

保险受益权是受益人根据保险合同享有的保险金给付请求权。保险受益权有以下性质:(1)受益权的定义表明受益权是一种财产权;(2)保险受益权是一种请求权,请求他人为或不为一定行为的权利,即受益人作为权利人享有在保险事故发生时请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的权利;(3)保险受益权是一种期待权,受益权只有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才能转化为财产权,在保险事故发生之前只享有期待权,受益人的受益权可能随被保险人、投保人的变更、撤消而随时被取消,受益权由期待权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时,不仅要求在合同期内发生死亡、伤残、疾病等事故或达到合同约定的年龄、期限,还必须具备被保险人死亡时合格的受益人尚生存的条件。而债权为请求特定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债权有如下性质:(1)债权为请求权,债权人不能直接取得 这种权利所体现的利益,只能请求债务人履行自己的义务;(2)债权为对人权,只能请求负有义务的特定人为一定行为或不为一定行为;(3)债权具有平等性,数个债权人对于同一债务人先后发生数个债权时,效力一律平等;(4)债权为财产权,是在交换或分配各种经济利益时产生的权利,其给付须以财产或可以评价为财产的利益为主要内容。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可见保险受益权和债权性质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保险受益权请求权的基础权利是受益人对保险人的债权,但二者之间仍有区别:(1)同为请求权但请求的对象不同,受益权为保险人,而债权为特定的债务人;请求基于的原因不同,受益权是基于人身保险合同约定享有的权利,而债权产生的原因有多种,依据有效合同所产生的债,侵权行为之债,不当得利之债,无因管理之债,因缔约过失所生之债;请求主体不同,受益权的请求主体是人身保险合同规定的受益人,而债权的请求主体是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 (2)保险受益权,受益人为数人的,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可以确定受益顺序和受益份额,未确定受益份额的,受益人按照相等份额享有受益权;而债权具有平等性。

2.内容比较

保险受益权的内容有(1)保险金给付请求权,我国保险法规定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保险人收到受益人的给付保险金的请求后,应当及时作出核定,并将核定结果通知受益人,对属于保险责任的,在与受益人达成有关给付保险金额的协议后十日内,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这部分保险金通常对受益人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起着保障性作用;(2)保险单现金价值请求权,我国《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投保人、受益人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的,保险人不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规定向其他享有权利的受益人退还保险单的现金价值。”(对这一点,有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认为

现金价值应归于投保人,受益人享有的是保险责任准备金返还请求权。)至于债权,从债权概念可以看出其构成要素为“相对权+请求权+他人行为” ,(这里的请求权包括了财产权),即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为一定的给付义务,包括主给付义务与从给付义务,附随义务,不真正义务等。

综上所述,受益权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保险合同中的受益人基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意思,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无偿地享有取得保险金的权利,这既符合意思自治原则又能很好地保护受益人的利益,也符合保险的宗旨;否则若债权人可以任意处置保险金,那么受益人及受益权的设置根本就没必要。而且保险契约中事先约定受益人的,一旦期待权转化为现实的财产权时,受益人就合法拥有这笔保险金,根据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债权人不能要求受益人以保险金来偿还被保险人的债务,除非受益人自愿替被保险人履行偿还义务。

二、寿险受益权的限制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一)避免投保人(被保险人)故意规避法律

人寿保险是以人的寿命为保险标的,以人的生存、死亡两种形态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当发生保险合同约定的事故或合同约定的条件满足时,保险人对受益人或被保险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寿险合同尤其是长期性的生存保险和生死两全保险,储蓄成分较大,投保人的储金积累形成了保险人的责任准备金、解约时的现金价值以及未来给付保险金的大部分。如果投保人(被保险人)为逃避自身债务的履行,将自己的财产接借寿险机制转赠于受益人,从而导致自身失去清偿债务的能力,对这种情况,法律如何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呢?我国保险法没有做出专门规定。一些国家和地区通过立法在保护受益权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债权人的利益予以保护。

我国的台湾地区《保险法》第二十八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仍为破产债权人之利益而存在,但破产管理人或被保险人得于破产宣告三个月内终止契约。其中止后之保险费已交付者,应返还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要保人破产时,保险契约定有受益者,仍为受益人之利益而存在。”根据当地有关立法和司法解释,以及一些学理解释,在寿险合同下需注意的是:(1)如果受益人的指定为无偿行为,而且确实明显有害于债权人,或虽为有偿行为但受益人明知有害于债权人的利益而同意为之,则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可申请法院撤销受益人利益之指定,仍收回属被保险人或要保人的财产;(2)要保人一旦破产,若要保人自己是被保险人同时又是受益人,在其破产后可以由破产管理人终止合同,而收回未交清的保险费,列入破产范围,若被保险人正在该期间内死亡的,所得的保险金额应列入破产财产范围;(3)因债权债务关系而产生的信用寿险合同,如果债权人为自己的利益订立,以债务人为被保险人,则合同的保险金利益完全属于债权人,只要求保险金额的确定是出于善意的、经被保险人同意即可,而不用考虑债务的实际数额及偿还情况;若债务人以自己为被保险人,为债权人的利益订立合同(债权人是受益人),则债权人对合同之权利仅已未偿还债务的数量为限,其余利益与之无关。

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债权人是否有权追偿寿险保险金,起决定因素的是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受益人的产生方式以及投保人(被保险人)投保时是否出于恶意。这样规定的宗旨在于保障被保险人的遗属获得足够的经济保障,同时兼顾被保险人债权人的利益,防止被保险人及债务人利用寿险机制转移财产,逃避债务的清偿。

虽然我国《保险法》没有做出相应的具体规定,但根据民法中规定债权人有撤销权,又称“废罢诉权”,是指债权人对于债务人所为的有害债权的行为,得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的权利,我国《合同法》第74条规定:因债务人放弃其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债务人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对债权人造成损害,并且受让人知道该情形的,债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0条规定:赠予人为了逃避应履行的法定义务,将自己的财产赠予他人,如果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应当认定赠予无效。根据上述规定,若投保人为了逃避履行债务,故意将财产借寿险机制赠予受益人,从而导致无力偿还债务,针对这种情况,我国保险法可以仿效此做法,对受益权进行限制。

但是在实务中对于如何确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的行为是出于恶意并明显有害于债权人的标准,还需进一步探讨。笔者认为前提是建立健全我国的个人信用体制,这样才能较好并能较方便地实施法律相关规定。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二)债务人在没有故意规避法律情况下对投保人(受益人)订立的寿险合同的解约返还金的请求权及扣押权

我们先看一个日本案例,Y(投保人,被告)和A(保险公司)之间签定了“个人年金保险”合同。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有:1保险的种类是“个人年金保险”;2趸交保险费为497万日元;3开始领取年金的年龄为60岁(投保时年龄为35岁);4基本年金为每年100万日元;5支付期限为10年;6如果在开始领取年金之前死亡的话,给付死亡保险金1000万日元。在9年后,由于Y负债颇多多陷入无力清偿债务的 境地,因而Y的 债权人X(原告)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收回债款。为此,X向奈良地方裁判所请求将Y所拥有的保险合同解约返还金的请求权扣押,并要求取得解约权。一审奈良地方裁判所驳回了X的请求。X不服,遂向大阪高等裁判所提起控诉,并胜诉;根据日本民事执行法的规定,在扣押该权利好,X可以取得解约权将保险合同予以解除,并取得偿还债务的金额。 对这一案件,有人认为只有投保人才有权解除保险合同,而且在日本的民事执行法中,对保障本人最低生活的财产,法律是禁止实行扣押权的。个人年金保险主要是养老金制度的补充,其作用是保障老年人在晚年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如果债权人代位行使解约权,将保险合同解除并取得解约返还金(现金价值),这将对其将来的生活不利。还有人认为个人年金保险实际上并非当事人将来养老时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不可少的生活来源,当事人还享有企业养老金保险,社会养老保险等众多保障;该商品的保险费是趸缴的,具有十分浓厚的储蓄性质,因此可以认定该商品是储蓄性保险。而且根据该年金保险契约的规定,在年金给付开始之前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解除合同,本案的请求并非正在给付中的年金,而是年金给付之前(离给付年金尚有16年)的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请求权。

笔者同意后一种观点。法律从维护社会稳定的角度规定在实行扣押权时要保障债务者的最低生活水平,如我国《民事诉讼法》中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法院有权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财产,也有权扣留、提取被执行人应当履行义务部分的收入,但应当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和生活必需品(第二百二十二条,第二百二十三条),从该角度来讲,对保障性的寿险合同债权人无权解除债务人与保险人之间订立的合法契约。

本案不同,其涉及的债务债权问题的关键点之一是个人年金保险是属于储蓄型的商品还是属于保障型的商品。从当事人的年龄来看,离领取年金尚有16年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比较长的期间,该保险合同作为社会保障的补充功能没有得到体现;另一方面,作为期待将来能升值或保值的储蓄性功能则在保险合同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关键点之二是债权人能否代位债务人行使保险合同解除权,民法中债权人的代位权是指债权人为确保其债权的受偿,当债务人怠于于行使对于第三人的财产权利而危及债权时,得以自己的名义代替债务人行使财产权利的权利。当然民法中的“代位”与保险法中的“代位”有很大不同,笔者在此只是借鉴其立法意图,对于储蓄成分较大的人寿保险合同,虽然保险合同约定的情形尚未到期,不存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对于第三人的财产权”,但笔者认为只要债务人通过其他手段不能偿还债务,且解除储蓄性寿险合同不会对其将来生活造成不利影响,如案例中离保险人给付保险金尚有16年时间,那么债权人为维护自身利益可以请求法院对该解约返还金的请求权进行扣押并被允许解除该寿险合同。

需补充的是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

第40条,人民法院对被执行人所有的其他人享有抵押权、质押权或留置权的财产,可以采取查封、扣押措施,财产拍卖、变卖后,所得价款应在抵押权人、质押权人或留置权人优先受偿后,其余额部分用于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即若债权人行使解约权不得对抗上述《规定》中权利人的利益。

综上所述,保险金和遗产不能混同,债权人不得侵犯对属于受益人(非债务人)依保险契约合法取得的受益权;但同时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我国的保险立法中应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先进做法,完善对避免债务人为逃避债务履行而故意将财产转赠于受益人及债权人对储蓄性保险合同的解约权及现金价值请求权的扣押权相关立法。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保险受益人法律问题研究

保险受益人是人身保险合同的关系人,在保险合同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关系到投保人和被保险人订立合同的目的、道德取向和价值判断。但我国法律法规对于保险受益人的规定较少,相关的理论探讨也不多,以致于造成一些认识和实践上的偏差。笔者试图从现行法律规定以及有关理论出发作一下完善的努力,以期抛砖引玉。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一、第三人的约定和变更

第三人,是指合同当事人之外而与合同具有联系的人。涉及第三人的合同包括为第三人利益订立的合同,又称为利他合同和为第三人设定负担的合同。

利他合同,是指根据合同当事人的约定,由合同债务人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履行债务,而仍然由合同当事人承担其他权利义务的合同。可见,第三人因为合同的履行而获得利益是利他合同的典型特征。这样,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观察问题的出发点。下面区分二种情形来具体说明哪些利他合同的第三人可以随意变更,哪些不能随意变更。 一种情形是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债权人相对于第三人而言则为债务人,债务履行方式则约定由利他合同的债务人向第三人履行。此时,两个法律关系中关于债务履行方式的约定是一致的。这种约定成为当事人应当遵守的条款,任何一方不得随意变更。 另一种情形是,债权人与第三人之间没有债权债务关系。此时,利他合同成为使第三人纯获利益的合同,债权人的行为无疑为赠与行为。如果第三人拒绝受领,则与利他合同中约

第六篇、试论遏制和防范依法治国中的顽症_权大于法_现象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第七篇、人治与法治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第八篇、人民网评:“权大于法”的“荒唐底气”从何而来?

法大于人,法大于权体现了

基层官员的雷人雷语,如今又添一条,“反正一句话说到底,就是权大于法”。舆论再一次沸腾了。

这句公然与“依法治国”的国策相对立的话,语出江西省资溪县国土局执法大队大队长吴剑。他还有另一句“精彩”的表白,“不要问我为什么,老板(副县长)说动手我就动手,他说拆我们就拆。”

导火索又是“强拆事件”。2016年12月6日下午,江西省抚州市资溪县鹤城镇泸声村,在副县长吴辉文的指挥下,二十多个城管队员抡起铁镐、铁锹将该县农民徐晓洪家刚建起的屋墙推倒。在媒体采访之际,那位吴大队长口出上述雷语。

“强拆事件”的详细真相还有待调查,暂且不去论说。但有必要和吴大队长共同重温一下习近平的话。习近平曾引用古语: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还进一步指出,“国家法律是党员、干部必须遵守的规矩,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全党必须模范执行。”

党员领导干部,必须是执法模范。身为执法者的吴大队长,怎么就会脱口而出那些不把法律放在眼里的话呢?从某种意义上说,吴剑可能是个老实人,他只是一语道破了在某些基层政府官员心目中的执政执法逻辑而已。

听上去,吴剑对“权大于法”的底气还很足。这份荒唐的“底气”从何而来?首先是被基层权力惯出来的。无视党纪国法、无视群众利益大于天,甚至在记者面前,都懒得遮掩,可见拥有如此“底气”不是一天两天,而是由来已久。以至于稍受质疑,甚至只是动问,也会极不习惯,火冒三丈。

最高决策层倡导的群众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在这份十足的“底气”面前,统统碰了壁。而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走向无法无天,必然劳民伤财、民声鼎沸。

令人疑惑的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行已多年,为何总管不住“违法拆迁”“野蛮拆迁”?更怪异的是,各地还时常有一些和国法国策相违背的“土政策”,地方执法人员违法竟然还有“护身符”?依法治国讲了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这般“权大于法”的福威日子,难道就没受到过一星半点的训诫、警告?没人给泼点凉水甚至索性釜底抽薪?难怪吴大队长的“底气”如此充足。

治本之策,也许仍然要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强化党内外干部群众的参与和监督,特别要加大群众满意度在考核评价中的分量。如果把对官员政绩的考评,甚至领导干部的升迁,让群众也有一定发言权,而不是全然由个别上级决定。那么,吴大队长们可能就不必总盯着“老板”的脸色与眼风,不是总

想着向上邀功,而要时时紧张于老百姓满意不满意、认可不认可。那么,有违法或违背百姓利益之嫌的行为,就不会那么明目张胆了。毕竟,贿赂个把有提拔权力的上级容易,想“贿赂”民意民心,真比登天还难。

当然,抱有“权大于法”心态、享受权大于法之“福”的基层官员,并不鲜见,绝不仅仅是吴剑一人。所以,各式各样的“雷人雷语”才时有推陈出新,不仅雷伤了群众的信任,也雷坏了党风。对此,不仅发现一起,就要严肃查处一起,还要公开通报“教育一片”。

我们注意到,资溪县委、县政府火速应对舆论关注,经初步调查后,决定对资溪县鹤城镇党委书记乔志平、县法制办主任周伟明、县国土资源局执法大队长吴剑进行立案调查。下一步还将对其他涉事人员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雷人官员的“底气”再足,在党心民意面前,也不堪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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